例如，在行为构成上，但嘱即坐的规定，对请托之人不问所请托之事是否行，一律治罪，但事行者从重。

另一方面，人民主权观念以及根据此种理论构建的政治制度直接楔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民意与人民意志之间产生了许多重叠而又差异的含混关系。[3] 参见袁贺：一个人的卢梭——评朱学勤的卢梭研究，《开放时代》2004年第1期，第64-74页。

[8]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2页，第36页。尽管近代以来，牟宗三从德国古典哲学出发，明确指出古代政治徒有理性之作用表现，而缺乏包括法律、科学在内的理性架构之表现，[63]但政治实践并未沿着这一方向深入下去。因此，当通过确立自由和公意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之后，如果谈及共和国必然是一个通过政府治理的法治国，就要回答政治统治采取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强制之必要性根据何在。但是，这并不是说，卢梭理论本身没有生命力，相反，从卢梭所提供的政治结构中，可以进一步延伸出更为完整的政治体平衡结构：主权者：政府 = 政府：市民社会 = 市民社会：公民在这个结构里，主权者的绝对客观正确的理想意志，通过政府的意志、交换契约的合意以及个别意志，在各个意志彼此之间的多方博弈中实现动态平衡。[41]要么，共和国必定是一个自由的法治国，众意在其中发挥着特别的作用。

[34]因此，众意固然不是绝对或纯粹客观正确的，但也不能简单地判定，它只能是主观、随意的。另一种类型的客观正确性则是市民社会中，通过自由交易而形成的契约合意，此种合意同样具有相对客观正确性。）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是德国学者Ipsen。

在洛克看来，财产是个人的劳动加之于自然物而产生的，因此，既然劳动是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物，那么对于这一有所增益的东西，除他以外就没有人能够享有权利。在法律上确立二者的区分标准非常重要，因为如果界限不清，公权力就可能将征收伪装成财产权所应承担的社会义务而逃避补偿。小田园案涉及的是德国历史上形成的一种在大城市周围规划小片的田园出租给城市居民的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经济萧条中，这些小田园为很多城市居民提供了食物，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机动车按车牌尾号在工作日高峰时段限行，每周限行一天。

[7]在这种理念下，对个人所有权的绝对保护，与契约自由等，共同了构成近代民法典的基本原则。[1]例如林来梵：《论私人财产权的宪法保障》，《法学》1999年第3期。

）考虑到其中包含的征收与补偿相互依存的含义，笔者认为陈新民教授的意译唇齿条款更加形象。根据《公司法》第18、45、52、109、118条的相关规定，并非公司所有权人的职工，在一定程度上却也可以影响公司的经营和公司财产的支配。将财产权作为个人的自由权来保障，保障个人排他地、自由甚至是恣意地支配和处分财产，是财产权最基本的规范目标。这些规定与那个时代西方的财产权绝对的观念，与近代宪法将财产权作为个人自由去保障的观念是一致的。

（三）住房租赁管制按照德国1971年的《住房解约保护法》，出租人不得出于提高租金的目的而解除房屋租赁合同。[31]除了为社会弱者提供个人的最低生存条件的确保（SicherungdesExistenzminimums）[32]以及为国家介入传统上属于个人自我维护、自我发展的领域（例如医疗、劳动关系等）提供正当性论证以外，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2款的社会国原则还经常被用来论证对财产权的限制，如果个人随心所欲或者说恣意地使用其财产而导致背离了社会平衡和社会公正的目标，就应当对其财产权进行限制。规定财产权负有社会义务，是魏玛宪法被视为近代宪法转向现代宪法的界碑的重要原因。1975年，德国通过了《雇员参与决策法》，按照其中其7条的规定，监事会成员由相同人数的股东代表（资方监事）和工人代表（劳方代表）组成。

（例如，房屋租金管制导致的经济利益的损失，出租人并不能主张国家予以补偿。从而，扩充征收的概念以进行必要的补偿就成为必要。

但实际上二者之间可以互相补充。[23]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第66页。

[59]特别牺牲理论和期待可能性理论分别为德国的联邦普通法院（BGH）和联邦行政法院（BVerwG）所主张。[63]一种以保障为目的的正面行为，不应该被理解为负面的限制。此外，在传统社会可能根本无法影响他人的个人支配私有财产的举动，在现代社会，却可能造成他人生活的巨大困扰。[27]这意味着，财产权固然仍然是私人的，仍然为个人利益而使用，原则上个人对其财产权标的仍然有自由使用、支配、处分的权限，但财产权的行使，也需要同时有助于公益。也规范补偿行为，包括补偿的项目和标准。[51]由于所有权被转移，相应的补偿就相当于交换中的对价，因而是理所当然的。

[16]不同于近代民法仅以私人领域为关注对象，宪法天然具有关注社会共同体的公共生活、关注个人自由的社会关联性的视角差异。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2004年3月8日。

宪法法院的这一判决是对财产权绝对观念的否定，同时也革新了公司法的理念，从所有者绝对支配企业、企业主就是企业的观念走向职工就是企业、企业是所有利益相关人的等理念。换言之，立法者有权力通过立法来形成财产权的具体内容，这与立法者通过立法来规定财产权的社会边界，究竟是一个问题还是两个问题？之所以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乃是因为财产权本身存在一个悖论。

《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14条规定，居住房屋租赁期限为一年以上的，房屋租金每年只能调整一次。[29]Vgl.MichaelF.Feldkamp,DerParlamentarischeRat1948-1948:DieEntstehungdesGrundgesetzes,G?ttingen:VandenhoeckRuprecht,1998,S.63ff.;Klaus-Bertov.Doemming,RudolfWernerFüsslein,WernerMatz,EntstehungsgeschichtederArtkeldesGrundgesetz,J?R1951,S.195ff.[30]Vgl.Maunz-Dürig,Grundgesetz-Kommentar,Bd.Ⅲ,München:C.H.BeckVerlag,2010,Art.20Rn.8.[31]BVerfGE11,50(56);BVerfGE17,210(216);BVerfGE40,121(133).[32]参见程明修：《国家法讲义(一)》，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198-199页。

此外，宪法第51条关于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的规定，也可理解为是从权利的一般性限制的角度对权利的行使应考虑社会适应性的宣告。[14]然而，魏玛宪法关于财产权更为根本的、革命性的变化是在第153条第3款规定：所有权负有义务，财产权的行使要以公共福祉为目的。[4]警察权（PolicePower，也被意译为治安权）是指政府出于维护安全、健康、秩序、社群的道德以及正义而享有的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也就是说，在一项无补偿的社会义务被认为过度限制了财产权的情况下，立法者也可以考虑对这种较严重的限制给予适当的补偿，这样，财产权人所遭受的利益损失就获得一定的平衡。

本文将主要以德国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理论为对照，[5]探讨完善财产权条款的宪法解释的路径，以回应相关的实践争议。在这样的基础上，尽管保障个人的财产自由仍是财产权的核心内容，但无论如何，财产权规范开始承担社会利益分配与协调的功能，也就是型塑社会秩序的功能。

[41]BVerfGE58,300(309).[42]BVerfGE58,300(340).[43]BVerfGE58,300(320,345).[44]BVerfGE58,300(345).[45]BVerfGE37,132(133).[46]参见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第74页以下。[24]有鉴于对物的所有权是个人生存和人格发展的基本条件，失去此条件则个人生存失去基本物质基础，故而必须对此种所有权进行绝对性的保护，绝对性地排除他人（包括国家）的干预。

但这种做法显然会使得宪法财产权的保护范围自我萎缩，使得宪法财产权可以任由立法者设定界限而丧失对公权力的约束力，并最终根本性地削弱2004年私有财产权入宪的历史进步意义。诚如拉伦茨所言：如果说，在以前，公法中规定的对所有权的限制只能算作是某种‘例外现象，它们在根本上无法改变所有权人所享有的广泛的使用权和处分权。

对无补偿的单纯限制和须补偿的征收进行区分和类型化，并为二者分别设定合宪性的审查标准，才能为财产权提供严密无疏漏的宪法保障。[16]薛军：《民法—宪法关系的演变与民法的转型——以欧洲近现代民法的发展轨迹为中心》。此种控制乃是遵循以下的框架展开：（一）财产权社会义务与征收的区分首先要对征收和社会义务做区别的处理。如无民法对财产权内容的形成，则宪法上的财产权就没有实质上的保护对象。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宪法保护的私有财产首先必须是法律予以保护的，是合法的。但当这种负担在方式、范围和强度上变得非常严重，以至于对有关的财产所有人造成了特别牺牲，就必须认定为征收而予以补偿。

[6]洛克进而认为人们组成国家和政府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财产权在各个方面都受到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的拘束，财产权人依其喜好或者依其任意使用和支配财产的绝对权利已不复存在。

同时根据该法规定的标准，出租人可以要求提高房屋租金，但必须得到承租人的同意，并且只能按照该住房所在地的可比租金水平来提高房租。《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审议情况的报告》，2004年3月15日。